肯特岗位于新加坡西南部，其北麓接壤亚逸拉惹快速公路，南达巴丝班让路，东至亚历山大路，西交金文泰路，由几个高低不等的山丘组成。它的范围仿佛是一个长方形，从东北角至西南角有一条以弯曲著名的南波那维斯达路将这组山岭分割成东北和西南两个三角。东北区开辟成科学园、肯特岗公园、巴丝班让苗圃、和园艺园；西南区则主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所在。在1952年10月3日易名名前，肯特岗原称巴丝班让山，新加坡军事史上著名的“巴丝班让之役”就发生这座在山岗上。
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清晨，我跟一群约50人加2条狗的步行团，从肯特岗西北角的国大文化中心登山越岭，步行至东南角的鸦片山二战纪念馆，走了一趟历史现场之旅，回顾1942年2月13日至14日的“巴丝班让之役”的惨烈战争。这活动是国大莱佛士博物馆属下的自愿团体 Raffles Museum Toddycats主办的，目的是纪念英勇抗日而壮烈牺牲的马来军团。带领这团人狗同路步行团的导游，是国大生物系的讲师Sivasothi, 国大建筑系的助理教授赖启协助讲述国大校园的设计理念。
我们在晨曦初露的时刻，从国大文化中心出发。早些时候，导游Sivasothi告诉我们，离国大文化中心不远的金文泰路和亚逸拉亚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即是日军和驻守巴丝班让山岗的马来军团最初驳火的地方。后来，日军节节推进，马来军团沿着山麓往东北角撤退，经过南波那维斯达路与亚逸拉惹路交接一带的甲岗（Gap Ridge）,最后的战役则是在鸦片山上。但我们并不是沿着那样的路线走，而是绕道至肯特岗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旁边的肯特岗路，沿路而上，然后抄捷径，拐入爱德华楼邻近的大储水箱前的山坡，去参观隐蔵在杂草野树间的英军瞭望屋，从那里再回到肯特岗路前往甲岗，最后从甲岗附近的科学园，抄小径进入肯特岗公园，走到鸦片山，全程约6公里。一路上，我们还聆听了赖启健博士讲解有关国立大学的设计蓝图和建筑特色，以及Sivasothi随手拈来的各种植物标本，让我们上了一堂建筑设计和植物学的精彩课，获益不浅。
建筑在国大医学院背后半山的四间英军瞭望屋，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坐在从蓄水箱通往瞭望屋的台阶上，远眺西部的裕廊河、亚逸拉惹路和金文泰路。金文泰路在1942年时，称为改造路（Reformation Road），它从武吉知马7英里直通西海岸的临海乡村巴西班让村，在巴西班让山岗的北麓，和傍山平原而建的亚逸拉惹公路交接，形成一个T形路口，即今天的金文泰路和亚逸拉惹快速公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国大文化中心就在附近不远处。 我坐在台阶上，仿佛回到1942年2月13日，脑海里涌现那场惊心动魄的马来军团力抗日军的浴血仗。
1942年2月13日，是星期五，英国人认为是不祥的日子。这天黎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将新加坡的西南部防御线，重新锁定在从西海岸路沿改造路和亚逸拉惹路T形路口以北不远的一片丛林直达东陵驿一带。较早时的2月8日晚上10时45分，日军突破英军的第44印度部兵旅和第22澳洲步兵旅的防御线，登陆新加坡，迅速占领了多个据点。从2月9日至12日，日军沿阿妈宫村南下，咄咄进逼，最后到达裕廊河东岸，负责守卫新加坡南部区域的西岸地区的第一马来亚步兵旅，节节败退。该旅是由马来军团和第二皇家军团组成，人数大约约有1400，由威廉旅长率领，第一营原本集中在西部地区的海岸，第二营则守卫裕廊河。2月12日，第44印度旅和马来军团的第一马来步兵旅退守荷兰村，第二营则撤退到亚逸拉惹路与甲岗（Gap Ridge）之间的深入地区，守卫巴西班让山岗。A连和C连的第一营保护着它的左翼，第二皇家军队则掩护着它的右翼。
1942年2月13日下午下午2时，日军向驻守巴西班让山岗的马来兵团展开大规模攻势，动用迫击炮、坦克和空袭三路攻势，位于亚逸拉惹路近压亚历山大路的诺曼顿油库中弹燃烧`，烟雾弥漫整个天空。在敌我武装实力悬殊的形势下，包括马来军团和英军组合而成的第二营及其他部队在防御线和日军奋勇作战约两个钟头，第二营在子弹短缺、身疲力尽，从T形路口沿亚逸拉惹路往后方撤退，经过甲岗时，在油库旁的诺曼顿军营（今诺曼顿公园所在地）已经被炸得毁坏不堪。
第二营日的残余部队，包括至少4个负伤的军官，冒着诺曼顿油库燃烧的浓烟，从巴西班让山东南麓撤退到亚历山大砖厂区（今海港城大厦一带，即亚历山大路和巴西西班让路交接处）。另一方面，日军在巴西班让山西南角击败了英军B连第二营，越过改造路，占据了西南麓的177据点（今国立大学校园内）。接着，日军进攻据守在改造路与巴西班让路口的巴西把班让村一带的C连。这时候，沿着巴西班让路的一些通讯设备已被日机炸毁，C连的战士奋勇作战至13日午夜，伤亡惨重，但表现出色。马来军团的二等兵耶谷在这场战役表现突出，他和另一名不知名的马来士兵，冒着日军燃烧茅草制造的烟雾，俏俏逼近日军的迫击炮基地，用布伦式轻机枪将它搞毁了。
午夜时分，战斗还在持续，守卫波那维斯达乡村的B连部队，在巴西班让路上建起了一道由钢骨水泥建成的坚固的道路屏障；虽然在敌人的炮轰下，这道路障依然坚固不倒。很幸运地，在敌人断断续续的炮火攻击下，C连还能由这道障碍物的空隙顺利穿过，安全撤退。
经过一天的战斗，战士一天的战斗，战士们已经是元气大损了，他们聚守在政府鸦片以西的一个矮山坡上，这个山坡距离巴西班让路四英里半大约500码的地方。
站立在巴西班让高架桥上远眺，我们可以看到从亚逸拉惹路诺曼顿园到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交接出一带的山谷，这里有黑白屋林立的小山丘（1942年时时是亚历山大军营区）、巴西班让苗圃、园艺园、亚历山大分销园（前亚历山大砖厂）；山谷的另一边，就是花葩山。1942年2月14日，这里发生过英军投降前最后几场激战。
当天，马来军团第二营退守在花葩山的后面，它的前锋则和据守在亚历山大砖厂的第一营相连。我站在高架桥上，仿佛看到来犯的日军用迫击炮，往马来军团的前锋和据点，展开猛烈炮轰，造成许多伤亡。这时候，我脑海里只看到第一营在砖厂一带，顽抗来犯的敌军。
较早时，B连在三辆澳洲军战车的支援下，在波那维斯达乡村道路的交接处抵抗来犯的日军。这场发生在2月14日的第一场战争，此时还在持续着。中午过后，大约到了下午2点，战况开始对守军不利，英勇顽抗的一辆军车被敌军击毁，另外两辆只好撤退，守军据点立刻让敌人冲了进来，一场短暂而激烈的肉搏战迅速展开。B连的好多战士，沿着海滩且战且退，最后又在拉巴多（Labrador）加入在那里守土的战斗部队，继续顽抗。一些战士被俘，另一些被孤立，散布在附近的砖屋和隐蔽的地方，零星作战着。
这时候，另一批日军已经逼近据守在巴西班让路一个矮山坡上的C连。这座矮山靠近政府鸦片厂，隔着一道深深的沟渠，和沟渠的另一边的B连分隔开来。这条沟渠上接诺曼顿油库，2月10日那天诺曼顿油库被日机轰炸后，军用汽油燃烧的熊熊烈火，沿着这条沟渠而下，形成一道“火墙”，至今未息，这致使C连变得孤立无援。在中午之前，日军派遣了一支乔装为印度旁遮普士兵队，企图混上矮山，但被识破而引起驳火，结果日军丢下22具尸体，仓促逃下矮山。2个小时后，日军卷土重来，对守军展开猛烈攻势。C连守军以手榴弹和各种自动机枪奋力回击，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由近距离驳火演变成面对面的肉搏战。激战中，我彷佛看见马来军人阿南少尉，带领着他的同胞，奋勇与日军搏斗，一个接着一个中弹倒地，或者被日军的军刀刺进胸膛，鲜红的血喷到日军的脸上， “八个野鹿！”、“八个野鹿！”的漫骂声，冲向山腰，冲进我的双耳。
在矮山下，靠近列火随风阵阵扑近的水沟边，另一个马来军官阿峇斯少蔚，带领四个马来步兵，被哆哆进逼的日军围困在水沟边，他们逼于无奈，冒着生命的危险，纷纷跳越火势猛烈的水沟，向后方撤退。我看到两个马来步兵因为疲乏无力而掉进水沟，被熊熊的烈火烧灼惨叫声响彻云霄，阿峇斯和其他两个同袍急忙将他们从火沟中拉起，可是已经严重灼伤，而此时敌人已逼近水沟边，隔狗2向他们开火，阿峇斯只好放弃救援，带领另外两名生还同袍，在烟雾的笼罩下，冲进草丛，逃回花葩山的总部。
突然，矮山寂静无声了几秒钟，战斗终于结束了！一个矮胖的日本军官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满地死尸的矮山上转来转去，口中“八个野鹿！”、“八个野鹿！”地秃骂着，他的眼睛最后盯住在阿南少尉那具遍体中弹的尸体上，涨红着脸，朝他吐了几口痰，大声吼叫，“八个野鹿！将他的尸体给我吊在那棵树上！”
位于必比士路31K号的雅片山战役纪念馆，是我们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该馆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献了马来军团在巴西班让一役中的英勇表现，凡是超过60岁的乐龄人士可以免费观赏。
我从鸦片山沿着必比士路下山，经过停车场，驻足望向亚历山大分销园，战前那里是亚历山大砖厂区，第一马来步兵旅“D” 营的根据地，亦即马来军团和日军最后决战的地方。我再次穿越时空，回到1942年2月14日的傍晚，这是夕阳西下，余晖暖暖地撒在巴西班让路。这时，我看到为数众多的日本兵，精神奕奕地逼近设在一座矮山上的D连总部约100 到150码的地方。坚守在D连总部的一连兵士，拥有未受损坏的重型武器和自动机关枪，反坦克来福枪及迫击炮，在矮山山居高临下，监视着日军的行动。他们不动声色，故意让日军逼近，还让他们拿走连中的迫击炮，然后才向日军展开突击。这一战，马来军团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日军第一连蒙受重创，死了94人，匆促撤军。后到的日军即刻跳入沟渠，或躲在隐蔽的草丛还击，他们摸不清状况，纷纷在黑夜的笼罩下，向后方退隐而遁。不久以后，愤怒的日军改变战略，他们从亚历山大路闯入亚历山大医院，向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和职员，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时哀号声，阵阵随着夜风，从医院那里飘来。
我将目光转向第海上，在夜色茫茫中，我彷佛看见有几膄载满军人及家眷的英国海军战舰，望外海朝爪哇的方向急速开去。不多久，他们被守候在海上的本日本军舰拦截，有的军舰被炸沉，其他的则被日舰俘虏，成为阶下之囚，死亡或被俘者当中，有几位是军阶很高的高级将领。
我将目光重新拉回亚历山大砖场区战场，这时黑夜已经在隆隆的战火中悄然退场，1942年2月15日的黎明接踵而来，太阳的第一线光洒在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交接处，战争仍在持续。在新加坡岛的其他地方，日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大小坡时区。到了中午时分，据守亚历山大区的皇家军队、 马来军团和其他军队同时车队退到岌巴船坞一带的新居点；市区内的政府机关在敌机一波复一波的轰炸下瘫痪了，所有民事服务先后停顿，自来水也被日军切断了，引起全市极大恐慌。负责保护新加坡岛的联军总司令白思华除了投降之外，已别无选择。当天晚上8时30分，白思华向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递上投降书之前，马来军团奉命沿着岌巴船坞前面的岌巴高尔夫球场走向武吉慈明路、莫斯路、再走向华盛顿山、亚历山大军火库、太丰饼干厂、玉高峰、东陵、 泰瑟、武吉知马莱佛士书院（后来的马来亚大学）、亚当路、武吉布朗、广播电台、 汤申路、布莱德路、塔叻机场跑道，最后到达加冷机场，撤退到英军最后的安全地带。那时候，绝后岛（今圣陶沙岛）、布莱尼岛、德光岛和马来半岛最南端的边加兰仍然在英军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