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学馆

恭贺新华文学馆开幕—-
一个图书馆专业员对文学馆的三个期盼


由 新加坡文艺协会创立的新华文学馆，在经过十年的酝酿和筹备后，今天正式开幕，我首先要向文协的会长骆明先生、文协的理事们和会员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没有你 们的努力耕耘和四处奔走，这第一所新加坡民办的文学馆不可能诞生。一个母亲怀胎十月，必须在妊宸期间百般呵护胎儿，才可以产下健康的宝宝；诸位的十年努 力，期间的辛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诸位，辛苦了！

据 我所知，新华文学馆的创立过程，是经过一波三折的。我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因为爱书而认识骆明先生和文协的理事和一些会员，因为搞图书馆管理而蒙骆明先 生的错爱，让我有机会在新华文学馆“呱呱坠地”的阵痛前夕，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代表委员会在这里说几句话，实在是愧不敢当的。
我的专业是图书馆管理，在这里我想从图书文献收集、管理和流通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点我对新华文学馆的认识和期盼，向大家讨教。

华文文学馆，是以华文为创作媒体的本土文学作品，作为馆藏重点的特种图书馆。目前，以华文文学为典藏重点的文学馆，据我所知，在中国和台湾，有2000年在北京开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2003年在台北创立的国 立台湾文学館。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国家级文学馆，由著名作家巴金所倡建，由珍贵文物厅、多功能厅以及55个作家文库筹组而成，并设有先进的电脑检索系统，帮 助参观者查询资料。台湾文学馆也是一座国家級的文学博物館，除蒐藏、保存、研究台湾本土文学的功能外，还通过举行展览、活動和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学親近 民众，帶动文化发展。在马来西亚，创立于1998年的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则是民间学府主办的文学馆，它的创立宗旨，是搜集及整理各种马 华文学及相关的图书资料。除了支援该院中文系教学与研究之用外，该馆更以保存马华文学图书资料为文化使命。马华文学馆成立以前，许多作者及有志于研究马华文学的研究人员，都苦于无法找到一个专门提供马华文学各类型资料的地方。

在 新加坡，目前还没有国家级的文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以及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图书馆，都有收集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资料。三馆于 2009年联合编辑出版《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将三馆馆藏的新华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相声、文集） 及文学评论与研究、史料、书目、索引等收藏，汇目出版，提供国人和研究者索阅方便，但这三大机构并不是以专门收藏文学为主要目的的特种图书馆。新加坡民间 有一所“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在新加坡作家莫河的领导下，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该室也只是集中在新加坡的海南籍 作家的文学及其他著作。

因此，新华文学馆的设立，意义深长。我们都知道：新 华文学作品是新加坡华人历史文献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无论是十九世纪的土生华人文学、土生马来语文翻译作品、二十世纪初的南来作家本土化创作、以及后来 新客华人和土生土长作家的著作，不论是用华文或英文写作，很多都能反映华人移民及国民在岛国的喜怒哀乐，是重要的新加坡文化遗产，失去这些文献，就失国人 的部分集体记忆，失去根的联系。例如，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土生华人林文庆、宋旺相等人《海峡华人杂志》，以及土生和海峡华人以英文和马来语言译出的中国文学 作品，是早期新加坡华人吸取中华文化奶水的吸管；二十世纪战前南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不少反映华工生活、妇女地位、本地意识等课题的篇章；战后反殖浪潮和独 立的呼声响彻云霄，许多新华 作家用他们的生花妙笔，记录下当时的大时代。新加坡独立以后，新一代的新加坡华裔作家以华文或英文，记录了他们对新加坡这个岛国的各种课题的感受和看法。因此，不论是用英文或华文创作的作品，无疑都是新加坡宝贵的历史文献，不容轻易流失的文化遗产。

上述新加坡的三大图书馆，都是在战后才陆续出现的。虽然近年来三馆都非常努力收集战后初期和战前的华文出版物，许多早期用华文书写的文学和历 史文献在无人在意的情况下，大部分已经流失或残缺不全了！如今，新华早期作家的许多作品，都不复得见了。据知，有不少早期的新华书刊和报章目前还散落在英 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或是私人收藏家手。因此，今天开幕的新华文学馆，以及上述的三大图书馆， 把目前还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本土内私人收藏家的书刊、报章，进而将散落在世界各角落的新华文学遗产都收购或复印回国，汇集在一起，长期保存，供国内外人士阅览和研究，是刻不容缓的事！

由于新华文学馆是一所民办的资料馆，它在人力、财力和社会支援方面都不如国家级别的文学馆，我们对它不能抱着过高的要求。但是，我对新华文学馆的近期和长期发展还是有些期盼的。以下，我想谈谈我对新华文学馆的三个期盼：

1、 专题性的文献收藏范围
新 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新华学馆的总召集人骆明先生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上说过，新华文学馆收藏的对象是1965年以前的马华文学，以及1965年以后的新华文学 作品，不过藏品不局限于文学作品。凡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不同性质华文书本、刊物、特刊、文艺团体的演出特刊、报章、包括文字、图片、出版物、手稿、史料等， 只要是能丰富新华文学史的资料都收。这个大方向在文学馆长期发展上而言，无疑是正确的。

在这个大方向的指导下，我期盼新华文学馆能利用作为民间文艺团体的优势，拟定专题性的文献范围，作为短期收藏重点，进行馆藏发展工 作。长期而言，新华文学馆对外征求各地藏书家捐献各类与新华文学相关的资料；短期而言，新华文学馆可以优先着手于某类专题性文献的收藏，例如南来作家在新 马期间的创作、归侨作家在中国的回忆和怀旧著作，新马作家签名本特藏、新加坡各文学团体刊物、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等专题书刊。新加坡文艺协会，特别是会长骆明先生，和中国各地南来作 家、归侨作家、本地文艺团体、以及亚细安各国华文作家素有交情，这是新华文学馆的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在短期内建立几个引人注目的专题文库，对文学馆的长期发展，肯定有很 大帮助。

2、 专业性的图书文献管理
新 华文学馆既然定下为新华文学史留下重要史料，作为日后借阅、研究和发表用途的目标，在图书文献管理上就不能掉以轻心。图书文献得来不易，除了要分类入档、 编制目录、长期维护、防湿防虫、书架维护、流通管理、电脑化管理等事项，都必须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来处理。民办图书馆的长期存活，不能仅仅依赖几个义务 工作人员的热心参与就能 成事，更重要的是，从事者必须具备专业性的图书文献知识和专业性的工作管理技能，方能事半功倍。如果文学馆在这方面尚未做好准备，我期盼文学馆能够认真考 虑聘请专业人员或培训义务工作者，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胜任愉快。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属下的专业培训学院，设有图书管理培训课程，民办图书馆也可以派 员参加培训。

3、 数据化的流通方式
现 代的资讯科技发达，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有所改变，电子书刊和线上阅览已经成为时尚。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已和本地的青年书局及一些出版商进行合作，将部分新华文学作品数据化，通过互联网让人在线 上阅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也设有“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数据化”网页，其中包括一些马华和新华文学作品，例如马华文学史上刊期最长、影响深远的期 刊《蕉风》已全部上网、此外，还有《北斗》、《奔流》等文艺创刊号32种，以及九份新马日报等都在互联网上免费流通。9份日报上的文艺副刊，最受欢迎。

因 此，我盼望马华文学馆在长期计划中，也将文献数据化纳入馆藏文献的流通方式之一，特别是那些新华文学馆收藏到的、没有有版权争议的孤本文献，扫描入网， 让国人和研究者免费使用。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更好地保存原件，第二，可以流通更广，而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也是小型图书资料馆负担的起上的。
以上三个期盼，也算是我对新华文学馆长期发展的三个建议，如果说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谢谢各位的耐心聆听。

李金生
18．3．2012

福建街今昔

福建街今昔

中国广场保留了原有的福建街座南朝北的半边街道，另外半边则被大东方中心“吃”掉了。这条连接中国街（赌间口）和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横街 ，在1822年已经出现，19世纪时街上有几家制造马车的店铺，所以华人称它为“做马车街”。越过大马路向西伸展的一段，官方称为福建街上段（Upper Hokkien Street ），华人则因街上有“长泰庙”一间，而习惯称它为为“长泰街”。 长泰街几年前被拆除，路名则被保留，现在正在盖大楼。


福建街被保留的半条街道旧店屋，属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建筑，有两层及三层店屋两种，经过一番修缮后，无不焕然一 新。街上现在的租户以服装、美容、化装、精艺家具等为主。1965年时，这条街上至少有二十余大埔和梅县客家人开的百货出入口商行[1]。梅县客家商人的生意网络是印尼；大埔客则和东马及西马的商人有网络。马印对抗和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两个历史发展对他们的打击不小，后来逐渐没落了。

据1970年代常到福建街走动的报人王振春采访所知，福建街在1920年代街坊大都是福建安溪人和金门人，所以街上茶庄很多。茶庄多数是安溪人开的，有的还兼营汇兑生意。福建街的林和泰和林隆太茶庄，都是三层楼店屋，外观古色古香 ，最吸引行人。安溪会馆和金门人的古宁同乡会，当时也都设在福建街。安溪会馆的三层楼大厦 在福建街30号，位于福建街北边，现已拆除。安溪会馆创立于1924年，翌年会馆在2楼设立“作人学校”[2]。


街上的45号，是建于1903年的惠州会馆馆址，它的牌篇还被保留下来，这是福建街唯一留存的可令人记忆的文物古迹。这块“惠州公会”牌匾，刻于光绪癸卯秋 ，即公元1903年，书法者 是 张蔚增书 。这间会馆楼高三层，是街上较高的建筑，可见是较后兴建者。其他两层店屋，相信是19世纪末期的建筑。惠州公会这块店屋地皮，是由吉隆坡甲必丹叶石所捐赠 [3]，会馆楼宇则是由新加坡及南马的惠州同乡集资兴建的。

惠州人属客家人，是新加坡最早的移民群之一。1822年，他们创建了“惠州公司”，馆址设在必麒麟街，后改称“惠侨公所”，不久迁往海山街，又改名为“惠州十属同乡会”。1890年7月31日，英殖民政府成立社团注册局不久，该会备案成为注册社团，再度易名为“惠州公会”。1903年，该会落户福建街，1968年迁至 道拉实街，原址则用来出租，直到政府为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被征用为止[4]。


据王振春的回忆，1970年代，沿着福建街北边的店屋外马路，有一字排开的大排挡，因此吸引不少附近的居民和路过的行人，非常热闹。这里的熟食摊，有广东煮炒、猪肉粥、肉粽摊、咖啡摊以及福建虾面等。这里的福建虾面远近驰名，价钱也比别的地方贵。在1970年代，一碗虾面别的地方只卖三角钱，而福建街的福建面，则要价一到二元，顾客还是愿意付，尤其到了深夜时分，在附近舞厅作乐的酒客喜欢带舞女来这里吃虾面，生意特别兴旺。王振春指出 ，福建街的福建面，在战前就已著名，他说1938年大富豪胡文虎曾在福建街请过南来表演的上海银月歌舞团团员在这里吃福建面，当时一碗福建面收费四角钱 [5]。





2012年3月10日

注释：

[1]<新加坡惠州会馆沿革史>，南洋客属总会第35/36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67）：A123

[2]王振春。石叻老街。新加坡： 胜友数据，1997。页 26

[3]同上引[1]

[3]<新加坡惠州会馆会史>，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6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 ）：109。

[4]同上引[2]，页29。

南京街今昔

南京街今昔

由海峡商行兴建的中国广场中心，坐落于中国街(China Street)、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 ）、克罗士街（Cross Street）和必麒麟路（Pickering Street ）交界处，。它的左边是具浓厚华人传统色彩的牛车水，右 边是中央商业区，附近的座标建筑物包括大东方大厦、远东广场、华厦中心、唐城坊等。

中国广场中心是则一个融合旧店屋和现代化大厦的建筑群，它包括两排受保留旧店屋以及一栋15层楼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在广场中间的地段原有三条旧街道，其中两条街道（即福建街和南京街）连同他们的旧店物获得部分保留，第三条街道（即珍珠街）还在原址，街道名称也获得保留，但旧建筑已荡然无存了。

福建街、南京街和珍珠街是三条非常古老的街道，在1822年的莱佛士城市计划中就已经出现了，1836年哥罗门（Colemen）的新加坡地图，将南京街拼写成“Nankeen street＂．我从英国人Firmstone在1905年发表的调查得知，当时的华人以客家人的松柏馆坐落在这条街道上而习惯称南京街为＂松柏街＂．松柏馆或称松柏公司，是19世纪新加坡天地会的一个支会，1877年依法注册为合法团体．［南京街越过桥南路通新桥路那一段称为＂南京街上段＂，亦称松柏街，松柏馆的具体位置待查］．南京街上段隔两条街的克罗士街上段，俗称海山街，则属于天地会的另一个支会海山会的大本营，可见这地区在当时是私会党云集的地盘．一位在南京街长大的朋友告诉我，直到1970年代,　南京街上的居民要到牛车水，都还要避开桥南路而选择走中国街这边．


南京街现已改名为＂南京林荫道＂，旅游局在桥南路这边的街口旁，竖立了一个中日英三种语文说明的牌扁，介绍这里的历史．中文写着：

＂战前，南京街和南京街上段的住屋是牛车水那种脏乱栖身之所的典型代表．这里店屋的房间被分隔成平均为15.5英尺X13.5英尺的小卧室．整栋店屋的住户得共用一间厨房和浴室．住在这样一个缺乏水电供应和卫生设施的环境里，拥挤不堪和疾病滋长自不待言．因此，婴儿夭折率高，自杀事件也频频发生．1955年，六间三层楼的店屋据说住了超过300人，显示南京街上段是牛车水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之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来自广东三水县的妇女．他们克勤克俭，白天在建筑工地工作，晚上则在简陋的木屋宿舍里睡觉．＂

这份说明文字基本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京街一带的恶劣居住环境．小时候居住在南京街上段的本地资深新闻工作者区如柏也在一篇回忆里有类似的描述：

　　＂旧松柏街都是两层楼和三层楼的旧店屋，楼下多数是商店，二楼 、三楼是住家，也有全是住家的。童年时代，我常到对面三楼找童伴。那层楼住了10户人家，左右 两方都至少间隔了3间房，中央是狭窄的走廊，天井后方间隔为两间 房，靠近楼梯处还有一张床位。只有前方的两间头房及对着天井的两 间天井房有窗口，中间房就看不到阳光了。一层楼至少有30个大人、小孩居住，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倒粪厕 所和一间冲凉房。可想而知，当时“人有三急”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的童伴和她的母亲两人住的中间小房，只有一张双人木板床， 铺上漆席，可以在床上玩耍、吃饭，剩下的空间就是一张下面是衣柜 ，上面是镜子的“梳妆台”了。［光阴的故事系列14 松柏姐妹 巧住 松柏街 ，联合晚报，2 September 2009］．


除了三水妇女，南京街一带还住了不少其他籍贯的华人，如广东，客家和福建人．在1980年代以前，南京街8号有一间华人庙宇＂普忠殿助善堂＂，主祀普庵佛祖和三忠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信徒多数是来自福建省同安县，厦门和金门一带的驳船工人，他们大多在新加坡河上和红灯码头一带掏生活．普忠殿后来搬迁到大巴窑，和那里的同名庙宇和并，改名为普忠庙．

店屋被部分保的南京街，在2002年完成整容后，已经脱胎换骨，从原来的脏乱和拥挤的街道，摇身变为树木成荫的美食和消闲场所，街上餐馆林立，想要吃泰国餐、印尼餐、日本菜、韩国菜和印度煎饼，这里都有，想吃传统中餐的人，则可到到街头转进桥南路的地茂馆，大快朵颐．

南京街变了，今天的南京街很现代、很干净、很舒适，很安静，但我前几天晚上在这里和朋友聚餐后和几天后下午重来这里猎景的时候，却有一种莫名情绪．不由缅怀起夕日那条又脏又乱、人声吵杂、人情味浓郁、充满生气的南京街，我要到哪里才可以找回你呢？

2012年2月28日

周末去哪里（12）：肯特岗公园

肯特岗位于新加坡西南部，其北麓接壤亚逸拉惹快速公路，南达巴丝班让路，东至亚历山大路，西交金文泰路，由几个高低不等的山丘组成。它的范围仿佛是一个长方形，从东北角至西南角有一条以弯曲著名的南波那维斯达路将这组山岭分割成东北和西南两个三角。东北区开辟成科学园、肯特岗公园、巴丝班让苗圃、和园艺园；西南区则主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所在。在1952年10月3日易名名前，肯特岗原称巴丝班让山，新加坡军事史上著名的“巴丝班让之役”就发生这座在山岗上。

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清晨，我跟一群约50人加2条狗的步行团，从肯特岗西北角的国大文化中心登山越岭，步行至东南角的鸦片山二战纪念馆，走了一趟历史现场之旅，回顾1942年2月13日至14日的“巴丝班让之役”的惨烈战争。这活动是国大莱佛士博物馆属下的自愿团体 Raffles Museum Toddycats主办的，目的是纪念英勇抗日而壮烈牺牲的马来军团。带领这团人狗同路步行团的导游，是国大生物系的讲师Sivasothi, 国大建筑系的助理教授赖启协助讲述国大校园的设计理念。


我们在晨曦初露的时刻，从国大文化中心出发。早些时候，导游Sivasothi告诉我们，离国大文化中心不远的金文泰路和亚逸拉亚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即是日军和驻守巴丝班让山岗的马来军团最初驳火的地方。后来，日军节节推进，马来军团沿着山麓往东北角撤退，经过南波那维斯达路与亚逸拉惹路交接一带的甲岗（Gap Ridge）,最后的战役则是在鸦片山上。但我们并不是沿着那样的路线走，而是绕道至肯特岗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旁边的肯特岗路，沿路而上，然后抄捷径，拐入爱德华楼邻近的大储水箱前的山坡，去参观隐蔵在杂草野树间的英军瞭望屋，从那里再回到肯特岗路前往甲岗，最后从甲岗附近的科学园，抄小径进入肯特岗公园，走到鸦片山，全程约6公里。一路上，我们还聆听了赖启健博士讲解有关国立大学的设计蓝图和建筑特色，以及Sivasothi随手拈来的各种植物标本，让我们上了一堂建筑设计和植物学的精彩课，获益不浅。
建筑在国大医学院背后半山的四间英军瞭望屋，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坐在从蓄水箱通往瞭望屋的台阶上，远眺西部的裕廊河、亚逸拉惹路和金文泰路。金文泰路在1942年时，称为改造路（Reformation Road），它从武吉知马7英里直通西海岸的临海乡村巴西班让村，在巴西班让山岗的北麓，和傍山平原而建的亚逸拉惹公路交接，形成一个T形路口，即今天的金文泰路和亚逸拉惹快速公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国大文化中心就在附近不远处。 我坐在台阶上，仿佛回到1942年2月13日，脑海里涌现那场惊心动魄的马来军团力抗日军的浴血仗。

1942年2月13日，是星期五，英国人认为是不祥的日子。这天黎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将新加坡的西南部防御线，重新锁定在从西海岸路沿改造路和亚逸拉惹路T形路口以北不远的一片丛林直达东陵驿一带。较早时的2月8日晚上10时45分，日军突破英军的第44印度部兵旅和第22澳洲步兵旅的防御线，登陆新加坡，迅速占领了多个据点。从2月9日至12日，日军沿阿妈宫村南下，咄咄进逼，最后到达裕廊河东岸，负责守卫新加坡南部区域的西岸地区的第一马来亚步兵旅，节节败退。该旅是由马来军团和第二皇家军团组成，人数大约约有1400，由威廉旅长率领，第一营原本集中在西部地区的海岸，第二营则守卫裕廊河。2月12日，第44印度旅和马来军团的第一马来步兵旅退守荷兰村，第二营则撤退到亚逸拉惹路与甲岗（Gap Ridge）之间的深入地区，守卫巴西班让山岗。A连和C连的第一营保护着它的左翼，第二皇家军队则掩护着它的右翼。



1942年2月13日下午下午2时，日军向驻守巴西班让山岗的马来兵团展开大规模攻势，动用迫击炮、坦克和空袭三路攻势，位于亚逸拉惹路近压亚历山大路的诺曼顿油库中弹燃烧`，烟雾弥漫整个天空。在敌我武装实力悬殊的形势下，包括马来军团和英军组合而成的第二营及其他部队在防御线和日军奋勇作战约两个钟头，第二营在子弹短缺、身疲力尽，从T形路口沿亚逸拉惹路往后方撤退，经过甲岗时，在油库旁的诺曼顿军营（今诺曼顿公园所在地）已经被炸得毁坏不堪。

第二营日的残余部队，包括至少4个负伤的军官，冒着诺曼顿油库燃烧的浓烟，从巴西班让山东南麓撤退到亚历山大砖厂区（今海港城大厦一带，即亚历山大路和巴西西班让路交接处）。另一方面，日军在巴西班让山西南角击败了英军B连第二营，越过改造路，占据了西南麓的177据点（今国立大学校园内）。接着，日军进攻据守在改造路与巴西班让路口的巴西把班让村一带的C连。这时候，沿着巴西班让路的一些通讯设备已被日机炸毁，C连的战士奋勇作战至13日午夜，伤亡惨重，但表现出色。马来军团的二等兵耶谷在这场战役表现突出，他和另一名不知名的马来士兵，冒着日军燃烧茅草制造的烟雾，俏俏逼近日军的迫击炮基地，用布伦式轻机枪将它搞毁了。


午夜时分，战斗还在持续，守卫波那维斯达乡村的B连部队，在巴西班让路上建起了一道由钢骨水泥建成的坚固的道路屏障；虽然在敌人的炮轰下，这道路障依然坚固不倒。很幸运地，在敌人断断续续的炮火攻击下，C连还能由这道障碍物的空隙顺利穿过，安全撤退。

经过一天的战斗，战士一天的战斗，战士们已经是元气大损了，他们聚守在政府鸦片以西的一个矮山坡上，这个山坡距离巴西班让路四英里半大约500码的地方。


站立在巴西班让高架桥上远眺，我们可以看到从亚逸拉惹路诺曼顿园到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交接出一带的山谷，这里有黑白屋林立的小山丘（1942年时时是亚历山大军营区）、巴西班让苗圃、园艺园、亚历山大分销园（前亚历山大砖厂）；山谷的另一边，就是花葩山。1942年2月14日，这里发生过英军投降前最后几场激战。

当天，马来军团第二营退守在花葩山的后面，它的前锋则和据守在亚历山大砖厂的第一营相连。我站在高架桥上，仿佛看到来犯的日军用迫击炮，往马来军团的前锋和据点，展开猛烈炮轰，造成许多伤亡。这时候，我脑海里只看到第一营在砖厂一带，顽抗来犯的敌军。

较早时，B连在三辆澳洲军战车的支援下，在波那维斯达乡村道路的交接处抵抗来犯的日军。这场发生在2月14日的第一场战争，此时还在持续着。中午过后，大约到了下午2点，战况开始对守军不利，英勇顽抗的一辆军车被敌军击毁，另外两辆只好撤退，守军据点立刻让敌人冲了进来，一场短暂而激烈的肉搏战迅速展开。B连的好多战士，沿着海滩且战且退，最后又在拉巴多（Labrador）加入在那里守土的战斗部队，继续顽抗。一些战士被俘，另一些被孤立，散布在附近的砖屋和隐蔽的地方，零星作战着。

这时候，另一批日军已经逼近据守在巴西班让路一个矮山坡上的C连。这座矮山靠近政府鸦片厂，隔着一道深深的沟渠，和沟渠的另一边的B连分隔开来。这条沟渠上接诺曼顿油库，2月10日那天诺曼顿油库被日机轰炸后，军用汽油燃烧的熊熊烈火，沿着这条沟渠而下，形成一道“火墙”，至今未息，这致使C连变得孤立无援。在中午之前，日军派遣了一支乔装为印度旁遮普士兵队，企图混上矮山，但被识破而引起驳火，结果日军丢下22具尸体，仓促逃下矮山。2个小时后，日军卷土重来，对守军展开猛烈攻势。C连守军以手榴弹和各种自动机枪奋力回击，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由近距离驳火演变成面对面的肉搏战。激战中，我彷佛看见马来军人阿南少尉，带领着他的同胞，奋勇与日军搏斗，一个接着一个中弹倒地，或者被日军的军刀刺进胸膛，鲜红的血喷到日军的脸上， “八个野鹿！”、“八个野鹿！”的漫骂声，冲向山腰，冲进我的双耳。

在矮山下，靠近列火随风阵阵扑近的水沟边，另一个马来军官阿峇斯少蔚，带领四个马来步兵，被哆哆进逼的日军围困在水沟边，他们逼于无奈，冒着生命的危险，纷纷跳越火势猛烈的水沟，向后方撤退。我看到两个马来步兵因为疲乏无力而掉进水沟，被熊熊的烈火烧灼惨叫声响彻云霄，阿峇斯和其他两个同袍急忙将他们从火沟中拉起，可是已经严重灼伤，而此时敌人已逼近水沟边，隔狗2向他们开火，阿峇斯只好放弃救援，带领另外两名生还同袍，在烟雾的笼罩下，冲进草丛，逃回花葩山的总部。

突然，矮山寂静无声了几秒钟，战斗终于结束了！一个矮胖的日本军官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满地死尸的矮山上转来转去，口中“八个野鹿！”、“八个野鹿！”地秃骂着，他的眼睛最后盯住在阿南少尉那具遍体中弹的尸体上，涨红着脸，朝他吐了几口痰，大声吼叫，“八个野鹿！将他的尸体给我吊在那棵树上！”

位于必比士路31K号的雅片山战役纪念馆，是我们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该馆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献了马来军团在巴西班让一役中的英勇表现，凡是超过60岁的乐龄人士可以免费观赏。

我从鸦片山沿着必比士路下山，经过停车场，驻足望向亚历山大分销园，战前那里是亚历山大砖厂区，第一马来步兵旅“D” 营的根据地，亦即马来军团和日军最后决战的地方。我再次穿越时空，回到1942年2月14日的傍晚，这是夕阳西下，余晖暖暖地撒在巴西班让路。这时，我看到为数众多的日本兵，精神奕奕地逼近设在一座矮山上的D连总部约100 到150码的地方。坚守在D连总部的一连兵士，拥有未受损坏的重型武器和自动机关枪，反坦克来福枪及迫击炮，在矮山山居高临下，监视着日军的行动。他们不动声色，故意让日军逼近，还让他们拿走连中的迫击炮，然后才向日军展开突击。这一战，马来军团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日军第一连蒙受重创，死了94人，匆促撤军。后到的日军即刻跳入沟渠，或躲在隐蔽的草丛还击，他们摸不清状况，纷纷在黑夜的笼罩下，向后方退隐而遁。不久以后，愤怒的日军改变战略，他们从亚历山大路闯入亚历山大医院，向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和职员，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时哀号声，阵阵随着夜风，从医院那里飘来。

我将目光转向第海上，在夜色茫茫中，我彷佛看见有几膄载满军人及家眷的英国海军战舰，望外海朝爪哇的方向急速开去。不多久，他们被守候在海上的本日本军舰拦截，有的军舰被炸沉，其他的则被日舰俘虏，成为阶下之囚，死亡或被俘者当中，有几位是军阶很高的高级将领。

我将目光重新拉回亚历山大砖场区战场，这时黑夜已经在隆隆的战火中悄然退场，1942年2月15日的黎明接踵而来，太阳的第一线光洒在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交接处，战争仍在持续。在新加坡岛的其他地方，日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大小坡时区。到了中午时分，据守亚历山大区的皇家军队、 马来军团和其他军队同时车队退到岌巴船坞一带的新居点；市区内的政府机关在敌机一波复一波的轰炸下瘫痪了，所有民事服务先后停顿，自来水也被日军切断了，引起全市极大恐慌。负责保护新加坡岛的联军总司令白思华除了投降之外，已别无选择。当天晚上8时30分，白思华向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递上投降书之前，马来军团奉命沿着岌巴船坞前面的岌巴高尔夫球场走向武吉慈明路、莫斯路、再走向华盛顿山、亚历山大军火库、太丰饼干厂、玉高峰、东陵、 泰瑟、武吉知马莱佛士书院（后来的马来亚大学）、亚当路、武吉布朗、广播电台、 汤申路、布莱德路、塔叻机场跑道，最后到达加冷机场，撤退到英军最后的安全地带。那时候，绝后岛（今圣陶沙岛）、布莱尼岛、德光岛和马来半岛最南端的边加兰仍然在英军的手里。

周末去哪里（11）：裕廊火车铁道寻踪

从武吉知马通往裕廊工业区的新马铁道支线，建于1966年，全长13英里。1972年版《新加坡指南》的街道图显示，这条铁路从武吉知马铁道站以南不远的地方，向西延伸，最先在金文泰路与Lorong Gaung （今Maju Drive 一带）横越金文泰路，然后沿着旧金文泰路（今金文泰邻里公园所在）北面穿越斜阳大道（Sunset Way) 再,横越乌鲁班丹河。铁道沿河向西南方向，从花柏岭、花柏林和花柏径住宅区边缘经过，至班丹河与乌鲁班丹河交接的不远处，横越班丹河，向西而去。从这里，铁路沿亚逸快速公路的北面至旧亚默依布拉欣路（今改名亚逸拉惹快速公路）交接处转向南面，继续往西。最后，铁路横越裕廊河，直通裕廊渡头路站。

裕廊火车铁道是应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要求，由马来亚铁道局承建，目的是支援当时正在开发的裕廊工业区的物资与以后的产品运输。后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裕廊工业区的产品输往马来西亚的情况不如理想，新加坡改而发展公路箱运，这条铁路不再起作用，遂遭废弃。


1月22日，我随新加坡文物学会的火车站及轨道之旅，参观了武吉知马火车站、金文泰四道附近的生态园轨道及丹戎巴葛火车站（见上帖）。但因为那天时间有限，人又多，未能尽兴。2月5日年初三，又是周末，没亲朋说要来拜年，便趁机再来一次铁道之旅。这次，我把目标锁定在已废弃多年的裕廊火车铁道，尝试寻找它的遗踪。起点选定斜阳大道（Sunset Way),因为上一次参观了乌鲁班丹河以南的遗址，未及涉足该河的北部地区。

到了斜阳大道与金文泰14街交界的地方，我轻易找到横跨斜阳大道的铁路高架桥。桥身虽然不高，但很显眼。


我爬上插有一个由土地局竖立的“State Land，No Trespassing， N0 Dumping告示牌的"斜坡，就看到一条铁道出现在斜阳大道高架桥南北两端，斜阳大道以南这一段铁道仍然清楚可见；而以北的那一端，较远的地方则已被茂密的野草淹没殆尽了。横越乌鲁班丹河面的铁路，已毁坏不堪。当局在桥头竖立警示牌，劝人不要冒险通过。我当然不敢冒险过桥，只好从斜坡上滑下，改从离它不远的另一座行人天桥，度过乌鲁班丹河，到另一边继续寻找铁路踪影。

我发现金文泰14街的居民很幸福，他们的组屋旁水而建，环境清幽；设施又好，两个篮球场就建在离开河边不远的空地，空气十分新鲜，有几个年轻居民正在球场上打球；河边设有人行木桥，让居民散步，跑步。


这座横越乌鲁班丹河的行人天桥，是沟通斜阳大道和金文泰四道租屋居民的桥梁，很多居民在上面跑步、溜狗、闲话家常，优游自在。从行人天桥远眺火车天桥，给我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放佛看见一辆载满货物的火车，从桥上缓缓而过。桥下的乌鲁班丹河，发源于亚历山大山脉和东林山脉的山谷，从南往西流入班丹河，再往西注入西海岸外的大海。在19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和东林地区盛产甘密和胡椒，这些珍贵的土产就是依赖这条河流输送出海，再运载到新加坡河口集散。

桥后的一座高插云霄的尖塔式建筑，是乌鲁班丹垃圾焚化炉，现在已经停止操作，因而看不到以往那种袅袅浓烟了。


过了乌鲁班丹河，是一条宽敞的公园连道，沿河而建，风景旖旎，居民三五成群在这里跑步、散步、骑单车。挨着金文泰四道大牌307号租屋的铁道周围，已经由附近的居民（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锡克人等皆有），各据一方，开垦出一个范围颇广的生态园，园里种植各种果树、蔬菜、木薯、番薯、槟榔、、香蕉、草药、花卉等。这园看来有好几亩大，在新加坡，也许是硕果仅存的农村景色了。据说，乌鲁班丹市镇理事会有计划在保留并发展这个生态园，供国人前来观赏。

乌鲁班丹河南岸这边的铁桥，一样毁坏不堪。我试着踏上桥板，立刻感觉桥板摇晃不稳，我心底发毛，立刻退缩回来，捏了一把冷汗。



在这个生态园里的宗教信仰多元化，有一座印度庙遗址，大概是从前筑路的印度劳工或附近的居民建筑的，已废弃多年，但仍然有人回来上香朝拜。园里还设有大伯公，水王公、那督公、唐番地主、五方财神等华族民间诸神，香火颇盛呢，可见园丁中有许多华人。水王公是管理水井的神灵，在新加坡颇为少见。那督公则是道地马来土地神，华人和马来人都信祂。

上次来这里参观时，看到几位华族园丁在除草施肥，没见到马来园丁。这次，我遇到一个正在清除野草的马来中年，他友善地和我们打招呼，并和我聊了一阵。另外一个年纪较大的马来园丁，则在另一处默默耕耘，连头都没抬过。


火车轨道过了金文泰6道高架桥下，就被埋在填土的泥沙下面了。我单独往前勘查，美云则留在高架桥下，和正在整理园地的一位刘姓华族妇女聊天。图中这位安娣，家住西海岸，十多年前全家四口到这片属于铁道局的废弃土地开荒。据她说，这片位于金文泰6道高架桥下的园地，原来全由她们独家开垦，后来才有两位马来人来抢地盘，其中一位搬走后，又来了一个华人妇女，这位最后加入开垦的安娣和她成了好朋友。

我继续往前走，过了新加坡佛教青年团大楼，欣然发现轨道又从一堆矮树丛探出头来，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



横越班丹河的裕廊火车道铁桥，规模很小，但看起来很结实。铁轨过了河，继续沿着亚逸拉惹高速公路往西延伸，但被当局用锌版围住，不让行人跨越。铁道在裕廊镇大会堂路口突然转向西南，从地下钻过十字路口，转而继续沿亚逸拉惹快速公路往西。从地下冒出的铁道已经变成一条小水沟，但原来的铁轨依然隐约可见。从这里，铁道继续往西延伸，它横越裕廊河后，最后直通裕廊渡头路终站。

周末去哪里（10）：丹戎巴葛火车站

2011年1月22日，星期六。我参加新加坡文物局和新加坡文物学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所主办的火车站及轨道寻幽之旅，导游是启健。新加坡境内的火车站和火车道即将在今年7月走入历史，因此这个历史之旅，吸引了约50人参加。


我们第一站先到武吉知马火车站，捕捉第一班北上火车过站镜头。没有料到，这班火车迟了一个小时才到站，而另两班南下的火车则先后到了站。站长一边接待我们，一边忙着指挥，他先让第二班南下火车转换轨道等候，然后才让第一班火车进站。在这里，我们目睹了站长利落地在飞驰而过的火车过站时，交给南下火车车长一把“通行钥匙”，允许火车通过的罕见仪式。启健解释说，没有这个通行信物，南下的火车不准驶入丹戎巴葛火车站。
马来亚铁道在新加坡境内，设有武吉知马、武吉班让、克兰芝和兀兰四个火车站。位于武吉知马7英里的车站，目前是一处荒凉的郊野，前后不远的地方则是武吉知马高级公寓和私宅林立的住宅区，路口不远有一间购物商场，冷藏公司和麦当劳在这商场设有分店。在20世纪30年代，这里还是是人口密集的甘榜。


第二站，我们到了武吉知马通裕廊港口支线位于乌鲁班当一带，凭吊已被废弃的铁道和周边的人文地理景观。 这一条支线建于1960年代，主要是运载来往裕廊港口与岌巴海港之间的货物，启用不久就被废弃了。这段铁路旁，有一座被废弃的印度庙遗址，是铁路被废弃前在这里看守铁道的印度员工建造的，属简陋的庙宇。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态园，附近的居民在此种植各种果树和草药，还建了一间简陋的华人庙宇，祭拜大伯公和水王公呢。据说新加坡政府在取回土地使用权后，将有计划继续发展这个生态园。


最后我们到了丹戎巴葛火车站。这车站建于1932年，78多年来，它是运载新马两地的人民、货物、邮件往返的重要关口。1966年，我高中毕业，顺利考进南洋大学，第一次从怡保乘火车南下，踏上新加坡这块土地，就是从这里进来的。今年7月，它将迁往兀兰，继续把关。至于它那宏伟的欧洲风格建筑物，将会被保留下来，但它将扮演什么角色，目前还未公布。一般的意见认为，基于它的历史记忆与艺术因素，它最好被发展为另一个公共场所，让它延续这个联系新马人民的集体记忆。

火车站建筑由史旺。麦肯林公司建造，设计者是英国训练出来的塞尔维亚设计师伯特必次(D.S.Petrovich)，他当时在新加坡的Swan & Macharen任职。建筑由加固的水泥建成，据说其灵感来自Eliel Saarinen设计的芬兰赫尔辛基的火车站，其建筑风格在当时建筑界是独树一帜的。 火车站看来像一座古堡，三个拱形大门由四个长方形小门间隔，四个小门上面各有一个雕像，乃出自意大利翡冷翠两位雕塑家Angelo Vanetti 和Bigazzi之手，代表马来亚的农业、 商业、交通和工业四大经济命脉。雕像上面是四个英文字母：FMSR，代表马来亚联合邦铁道。


火车站内中央大厅，它的特点是宽敞高大，三层楼高的空间，半圆的穹顶，给人一种处身旷野的舒畅。半圆穹顶的底部， 是几个教堂式的垂直窗户，让阳光从外面的天空射进厅堂，照亮整个偌大空间，也照亮它们左右两边的壁画。
壁画由伦敦Doulton公司设计，总共有6幅，它们高高地嵌在大厅入口内和月台出入口上端三楼的墙壁上，前后各3幅，相互对称，不论你走到大厅的任何角落，都能看见它们。这些壁画，从远处往上看，它们像是画在上釉的瓷砖上，但实际上它是画在一种特制的上色橡胶砖上面，由Singapore Rubber Works专利制造。据说中央大厅的地板，从前也是用这种上色橡胶砖舖设的，后来才换成现在的大片彩砖。


壁画色彩鲜亮，每幅画高25英尺，由3片各宽3英尺的图画组成。月台出入口上端的画，有一幅描述两个印度人爬上椰子树上采摘椰子，椰园和椰干业在19世纪上半叶是新马重要的出口工业；另一幅描绘一艘中国帆船停泊在一艘轮船旁边， 一群印度苦力正在卸下货运物品，帆船和轮船构成19世纪新马航运和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第三幅画则描绘马来农夫驾着牛车从乡村经过，背景是一辆正在喷发浓烟的火车，这是农业经济的缩影。在另一边的3楼壁画上，三幅画分别描绘印度胶工、马来稻农和华人矿工的日常工作画面，显示马来亚三大种族的生活在不同的领域，各自为马来亚的经济作出贡献。


火车站大堂内的售票处设在大厅入口中央。这售票处是后期设立的，早期售票处设在站外右侧，面向岌巴路，面对岌巴港。火车站最兴盛的时代，它迎来不少从岌巴港登岸的各国旅客。火车站内的二楼和三楼设有34间客房的旅店，为这些旅客提供度宿服务。在战前，这间旅馆据说与莱佛士旅馆同一级别。这间旅馆的最后一位经理Lim Jit Chong, 据知在这间旅馆服务了60年，是健力士记录中服务期第二长的旅馆经理，1993年离职。从那时起，这间旅馆就丢空至今。


我们很幸运，这次的访问获得马来亚铁道当局的重视，丹戎巴葛火车站站长特别从吉隆坡赶来接见我们，并带领我们参观二楼和三楼的旅馆。旅馆的接待柜台设在二楼北厢，面向大厅，从这里俯视，可以看到整个大厅，仰视则可清楚看到左右两侧三楼上的6幅壁画。一条四方形走廊贯串四厢，三楼的设计相同。 34个房间都有窗户，空气流通。客房一般不大，但房内都附设浴室，浴室内都设有浴缸，在战前的旅馆这是高级的设备了。


火车站内还设有关税处、警岗、书报摊、钱币兑换柜台和餐厅。餐厅内的马来美食，经济美味，吸引很多不是乘客的老饕前来用餐。有一摊马来黄姜饭，因为近来多次被人好评，价格猛涨约5成，仍然很受欢迎。

丹戎巴葛火车站由马来西亚国家铁道局（Keretapi Tanah Melayu, KTM）经营。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但由于马来西亚国家铁道局拥有999年租约， 位于新加坡境内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及其铁道周围土地租用权，仍然由马来西亚政府管理。新马两国政府曾针对这些土地发展，进行多次磋商。


新加坡移民与关税局关卡虽然已于1998年迁往兀兰，但马来西亚的移民与关税卡依然设在丹戎巴葛火车站，从新加坡前往马来西亚的旅客都必须从这里通关。至到20多年前，我改乘长途旅行车回马之前，也时常携儿带妻在这里通关。

周末去哪里（9）：武吉班让十哩广场

十哩广场（Ten Mile Junction）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位于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10条石，在蔡厝港路和兀兰路的交接处（ Junction），因而得名。这座三层建筑物，由政府兴建，三楼是连接蔡厝港地铁站和武吉班让新镇的轻轨列车站，第一二层是零售商店。自1999年开幕以来，因来往人群稀少、冷冷清清，而有“死城 ”之称，直到2004年底，昇菘超市在那里开设分店，才引来人潮。接手发展十哩广场商用楼层的远东机构，是在2010年2月买下这座购物商场，计划将在原有的建筑上加盖12层楼高的私人共管公寓项目。三楼的轻轨列车站和列 车停放处将获得保留，但服务已停止，为期一年。


2011年元旦，是今年第一个周末，我到了武吉班让十哩广场一带。我来这里，不是要“瞻仰”即将从新发展的三层楼高的十哩广场，而是要寻找19世纪50年代到20世80年代这里的残余地貌和景观。19世纪50年代时，这一带称为港脚，是周围地区甘密和胡椒的集散地，在它东西两边有两座山岭，即东边的万里山岭和西边的武吉班让山和武吉甘柏山，在它南边则有武吉知马山，四个山地势较高，雨水汇集成三条小河，向北流到这里又汇集成更大的加株河（Sungai Kadut）,继续向北流入克兰芝河(Sungai Kranji)后流向新柔海峡,所以在武吉知马公路至兀兰那一段尚未开通之前，武吉知马、武吉甘柏、武吉巴督、武吉班让、蔡厝港一带的胡椒和甘密产品就由这里汇集，然后从克兰芝河运往新加坡河口。19世纪末，新加坡胡椒甘密业式微，这些地方改种树胶、黄梨、椰子、疏果等经济农产，人口稀少。图为流经大山姆山麓的小河，如今建成水沟，这一带是山麓平地，以前大雨必成灾，水灾每年最少三次。


在1930年代，武吉班让10条石一带有两个华人村落，即大山姆山那一边的罗弄阿程村和椰山尾这边的椰山尾村，中间是一条街道。1960年代中后期，我先后在裕廊乡间的南洋大学和武吉知马的新加坡大学念书，每逢放假回马或开学时从马来亚回宿舍，都会经过这里，对这里的发展略有记忆。最近读了两本本地作家写的怀旧散文集，分别描述了这个小镇的过去种种，引起我对这它产生莫大兴趣。

我上个周末，就来到这里转了一圈（详见〈周末到哪里8：大山母村〉一帖），后来查阅文献，尚有疑问重重。这次重访，目标锁定胡春来所描述的‘鬼屋’‘白衣观音庙’、大众学校、联合戏院（新华戏院？）、客属公会的大略地点。

胡春来所描述的‘鬼屋’，在大山姆山（武吉班让山）顶上，他猜测是驻扎在武吉班让的英军军官遗留下来；原住今天十哩广场斜对面（今武吉班让路口后面的马路）的黄今英也记得这座白色别墅，他说主人据说是刘牡丹。这座小山早期曾经称为“轰山”，所以这里也有人叫做“轰山十块石”。（这个“轰”字在闽南语读“英”）[页12]

“刘牡丹”这名字显然是华人，他或她是谁？他或她是否是原来的屋主，还是从驻扎英军军官手中买下这栋洋楼？待查。但我今天却希望能确定它的方位。

从十哩广场的路口，我看到了那座小山，山不算高，叫“岗”可能更恰当些，山麓就是火车轨道和一小片平地。从前，平地和山腰住有一些人家，以种果蔬和蓄养家畜为生。现在则是豪华住宅林立，有黎光、凤凰仑、凤凰岭三个花园，山顶是国防部重地，闲人不得乱闯。我和YH先后从位于甘柏通道的国防部大门边沿着篱笆外的武吉班让联道以及凤凰仑园豪宅区通往山顶，确定“鬼屋”的位置应该是在国防部武吉班让兵营的最高处。

胡春来笔下的“白衣观音庙”的位置，也可以确定在武吉班让联道下边的山腰，挨着凤凰园住宅区， 目前也被国防部的篱笆围住。

根据黄今英的描述，从前的椰山尾村可以确定在十哩广场斜对面的正华村中心一带，沿着武吉班让路往东至到日叻务路（Jelebu Road）前后,往南大致包括柏提路（Petir Road）一带吧，现在已经变成武吉班让新镇中心。

十哩广场的所在地，从前是一间三层楼高的警察局，在1988年4月19日关闭。警局斜对面的武吉班让路，是在武吉班让新镇落成前新建的，确实年份待查。现在的武吉班让路口，之前有一间邮政局，大约建于1955到1957年之间，后来搬迁到蔡厝港路，就在十哩广场不远处。